益友视点 |《民法典合同编司法解释》的几大亮点解析

二、司法解释明确了认定“恶意串通”的方法和原则，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政策，对相关当事人的职务违法行为予以追究，同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本条是针对职业经理人、项目经理等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法律后果的规定。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着重查处国有企业中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对于民营企业中的职务违法行为重视程度不够，不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本次司法解释强化了法院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相关人员是否获取不正当利益等履约行为综合考虑是否存在内外勾结的高度可能性，必要时还可要求履职人员就相关事实进行陈述或提供证据，从而判定企业是否承担民事责任，并有权要求不当代理人、代表人和合同相对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进一步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促进和保护以诚实守信为基本职业操守的职业经理人行业的健康发展。

原《民法总则》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职业经理人的代理行为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较大风险，造成企业不敢聘用职业经理人、不信任职业经理人，老板都把公章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对如何认定“恶意串通”一直没有规定，不便于操作，造成审判实务中的标准不统一问题。比如常州市某电子有限公司与常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常州中院在(2018)苏04民终1302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久腾公司在与大千公司签订采购合同过程中，法定代表人王某存在为大千公司员工吴某龙支付消费费用的行为，且王某也确认为吴某龙支付消费费用的目的在于谋取更多的交易机会，而大千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故久腾公司以前述行为促使双方签订案涉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之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该行为不仅损害了大千公司和其他竞争主体的利益，还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应认定涉案合同无效。”而再审法院江苏省高院在(2019)苏民再385号再审一案中则认为：“久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为大千公司采购人员吴某龙支付消费费用的行为，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但该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并不能据此认定采购合同无效，相应行为责任应当依据民商事法律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认定。”说明实务中对此存在很大争议。本条司法解释的实施，有利于统一思想、更好地保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减少诉累并进一步规范职业经理人的职业行为。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除依法应当适用专属管辖规定外，代位权诉讼管辖不受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管辖约定的限制，即使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约定了仲裁主管，也均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长期以来，代位权诉讼的主管和管辖问题一直困扰着实务界，虽然最高院已有相关指导判例，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仍导致判决结果的不统一。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代位权诉讼的管辖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而此前被废止的原《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未明确当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有管辖约定，特别是仲裁约定时，能否排除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存在争议。

本律师在实务中就碰到两地法院处理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无锡法院认为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包括实体抗辩和程序抗辩，均可向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债权人主张。次债务人与债务人有仲裁条款约定，则法院无主管权。而在海南法院诉讼的案件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约定了仲裁主管，法院最终还是受理并依法处理了代位权诉讼案件。本次司法解释对于代位权诉讼的管辖已规定明确，为今后的代位权诉讼扫清了程序上障碍。

本规定实施前，第三人加入债务并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后，是否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问题，法律原来并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对此处理方式也大相径庭。比如，江苏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谯某波追偿权纠纷一案，张家港法院(2020)苏0582民初651号一审判决认为：“城宇公司作为债务加入人，未与债务人谯某波约定其履行债务后有追偿权，法律也未规定债务加入人履行债务后有追偿权，城宇公司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而二审苏州中院(2020)苏05民终6941号判决则认为：“现债务加入人城宇公司以自有资产代债务人谯某波履行了部分债务，该行为必然导致谯某波对谢某生的债务在相应范围内消灭。在城宇公司与谯某波未就追偿事宜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城宇公司有权就其已清偿部分向终局责任人谯某波行使追偿权。一审认定城宇公司无权行使追偿权，依据不足。”

现司法解释对于债务加入人有权向原债务人行使追偿权有了明确规定，将有利于解决存在的争议，也符合公平原则。

司法解释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并以对方未在约定的异议期限或者其他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其是否享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进行审查。经审查，享有解除权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不享有解除权的，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已废止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赋予合同相对人一定时间的异议权利，但超过异议期提出异议的，法院不予支持。而对于行使解除权的合同一方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在所不论，由此造成实务界对此争议不断。即使原司法解释如此规定，实务中仍有判决支持应当对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的事实进行审查（见（2020）最高法民申5542号民事判决），但终因没有明确法律规定而显得依据不足。本条规定对此进行了明确。

司法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一方以其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债权通知对方主张抵销，对方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应予支持。一方的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对方主张抵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当事人主张债务抵销的，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及时主张，超过诉讼时效行使抵销权的，法院将不予支持，对方同意抵销的除外。因之前的《合同法》和如今的《民法典》皆未明确抵销权的诉讼时效，只要被动债权已经到期即可抵销，侧重对实体正义的保护，而对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贯彻不足。本解释的实施，对当事人及时行使抵销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享有抵销权的一方应当加强注意，及时行使权利。“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